悬疑感欠缺合理性《古董局中局》与原著口碑分道扬镳

　　悬疑感欠缺真实合理性《古董局中局》与原著口碑分道扬镳

　　郑焕钊

　　观点提要

　　一方面，电影中包括许愿、药不然、黄烟烟等在内的一众人物的身份处境、个性特征与行为动机的可信度没有被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电影叙事中，作为“悬疑感”营造的“有限性”人物视点的真实性缺位，以及与此视点相关联的人物冲突感的缺失，形成叙事“悬疑感”的虚假营构。正是这些问题，使《古董局中局》作为一部悬疑电影的快感，只能依赖于与悬疑感无关的炫目比斗场景与葛优式喜剧幽默来建立。这也是其口碑尴尬的根本原因。

　　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古董局中局》，因《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改编的成功带来IP效应，在上映前本具有较高期待度，但随着电影上映，豆瓣评分不断刷低，未能达到观众的预期。在有成功小说的前提下，电影《古董局中局》的口碑下滑，颇具典型性地表征着当下国产悬疑电影叙事存在的明显缺陷。

　　事实上，无论何种类型的悬疑叙事，其叙事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逻辑的建立，需要符合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也需要符合生活真实与心理真实的现实基础。这是因为，“悬疑感”的成功建立，无不依赖于合乎科学逻辑、生活逻辑与情感逻辑的细节之上。这就要求，无论是人物塑造的真实性(性格、能力与动机)、还是人物行动及其情节推进的合乎逻辑，都是叙事成功的前提与基础。以此衡量，《古董局中局》的缺陷就极为明显。

　　从根本上，《古董局中局》的问题在于其人物角色“真实感”的欠缺，对悬疑叙事的艺术真实所带来的影响。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现实真实，它可以基于某种拟定情境、架空世界来构建让观众信以为真的艺术体验。但这种“真实感”需要建立在人们可以理解的现实生活逻辑及其细节展现之上。因此，无论是想象性叙事还是现实性叙事，基于现实主义逻辑的真实感的构建，都是叙事能否成功的基础。在悬疑叙事中，叙事“悬念”的环环相扣，极其依赖于观众对叙事细节的关注，并需要充分调动观众的生活经验参与推理，以促成“悬疑感”的形成。由此，作为观众参与叙事建构的“代入位置”，叙事中的人物主角的“真实感”是艺术真实感构建的起点。

　　一方面，电影中包括许愿、药不然、黄烟烟等在内的一众人物的身份处境、个性特征与行为动机的可信度没有被建立起来，导致由这些主要人物的行动线所串联起来的整体叙事的真实性缺乏基础。

　　在马伯庸的原著小说中，许愿在家族没落与父亲沉默所带来的巨大内在困惑，以及由此所产生对家族屈辱史的质疑与洗脱的动机，构成其参与武则天明堂佛头“解局”的深层动机；而其基于家族流传秘籍的自学与长期开店所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掌眼”本事，小说辅之大量古董鉴定知识的祛魅，也使观众对其能力深信不疑。两者让后续叙事的可信度极大地增强。与小说的合理性相比，电影中许愿无论从身份处境、个性特征还是行为动机上的塑造上，都难以令人信服。许愿6岁时父亲就离开，而依赖开电器维修店赖以谋生，这种需要基于知识学习与长期经验积累的古董鉴定本事从何习得？在已经知晓家族屈辱的情况下，其参与武则天明堂佛头“解局”更多是基于多种外力的胁迫(其中包括父亲的离奇死亡、药不然的威逼、神秘老人老朝奉对其电器维修店的焚烧等)。尽管电影中以闪回镜头隐秘地交代了母亲因为火灾去世以及由此父亲的疏离、远去与老朝奉派人焚烧电器店之间的镜头关联，但这种关键信息上的处理方式不当所带来的动机缺陷，使影像叙事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大打折扣。

　　与此类似，作为对手角色的药不然，又是什么动机与原因促使其形成“亦白亦黑”的身份？其参与“解局”，并力图以此打击黄克武建立其药家主导地位的原因又是什么？而作为黄克武的孙女，民警黄烟烟为何选择站在其爷爷对立面，不断推动并辅助许愿完成“解局”工作？这些关键人物身上所存在大量未知的空白，导致基于主体角色所形成的复杂人物关系及其矛盾冲突的核心本质没有得到应有交代。

　　或许这是由于电影的创作者试图以众多悬念的留存，为《古董局中局》后续系列电影的叙事提供铺垫。然而，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影像篇幅中对必要关系及其逻辑的清晰揭示，并不妨碍后续系列电影对此的拓展与深化。真正高明的悬念并不是不去交代与解决，而是在其不断交代与解决中潜藏着更深层次的关系与本质亟待进一步的叙事解决。

　　另一方面，电影叙事中，作为“悬疑感”营造的“有限性”人物视点的真实性缺位，以及与此视点相关联的人物冲突感的缺失，形成叙事“悬疑感”的虚假营构，最终导致观众的代入感无法建立起来。

　　在悬疑叙事中，叙事人物视点的“有限性”所形成的未知与解谜的神秘感，以及由此所推动的推理过程，能够激发观众将电影中的各种细节进行拼合，参与主要人物“解谜”与“破局”的过程，从中产生独特的快感经验。电影《古董局中局》尽管借助主角许愿的视点来进行叙事，然而其视点的“局限性”却并没有通过影像叙事中更多符合生活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细节来建构其真实性。相反，其视点中的“解谜”过程依赖的是不断闪回的，6岁以前与父亲相处的各种充满巧合的记忆。姑且不论这种记忆的可靠性，就是父亲既然不希望儿子再参与这种危险的过程，却在儿子仍处幼年阶段，就通过围棋等各种方式将其后续寻找与构设佛像真相的“局”的信息灌输给儿子。这种内在的矛盾及其由此形成的“设局”与“解局”过于巧合，让整个“解局”过程变得极为不真实。

　　与此同时，相比许愿所拥有的天然记忆优势，其对手药不然又是如何精准地到达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参与对“谜题”的争夺，两者之间既然形成竞争关系，那么许愿又为何对证据现场不予以破坏？两者却又如此轻易地形成合作关系？两者由竞争关系所展开的搜证过程中的能力展示与利益冲突等，都没有获得叙事上的展开，使得这种“对手戏”必要的戏剧冲突与人性博弈未能建立起来，对立视点的缺失让电影的叙事情节变得单薄与刻意，这从根本上影响了电影人性深度的开掘与主题表意的深入。

　　可以说，由于叙事视点局限性未能被有效地建立起来，以及作为“对手戏”的双重视点的缺失，导致电影整体叙事中，悬疑感变得虚假与刻意。观众既无从建立起参与感，一切围绕解谜的证据都是由主角的记忆来填充，也无法深入到人物关系冲突的深层次的叙事情境。电影结构的功能性拼凑痕迹显得极为明显，一切场景仅仅只是达到单一的叙事功能，而无法形成整体悬疑情境与氛围的有机构成。

　　电影《古董局中局》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使其作为一部悬疑电影的快感，只能依赖于与悬疑感无关的炫目的比斗场景与葛优式喜剧幽默，这是其口碑滑落的根本原因。随着国产电影类型的不断发展，悬疑电影也已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电影类型。如何通过以人物合理性为前提的合乎现实逻辑的叙事来建构具有真实体验的悬疑感，正是该类型电影创作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